从“佛祖西来”到“立地成佛”

发布时间:2019-08-13 09:09:43   编辑:   阅读次数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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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文/金陵客     佛祖西来与佛经翻译    汉明帝永平年间,派遣使臣西域求法,是我国历来公认的佛教传入中国之始,此说法最早见于《牟子理惑论》、《四十二章经序》。后经学者考论,明帝求法故事可疑,多有抵牾。    《魏书.释老志》称及开西域,遣张骞使大夏还,传其旁有身毒国,一名天竺,始闻浮屠之教。张骞出使西域,带来天竺佛教之音,也是情理中。《后汉书.楚王英传》说,晚节更喜黄老,学为浮屠斋戒祭祀。《资治通鉴》,桓帝延熹九年记录有,闻宫中立黄、老、浮屠之祠,此道清虚,贵尚无为,好生恶杀,省欲去奢。故而说东汉末年,佛教已经在中国初步传播,当为确论。    佛教传入中国,要从佛经翻译说起。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,鸠摩罗什、真谛、玄奘、不空,仅有玄奘是中国本土人士。鸠摩罗什堪称佛经中译的第一翻译家,他主持翻译的佛经,据统计总计94部、425卷,其中三论为三论宗定名经典;《法华经》为天台宗第一经典;《阿弥陀经》为净土宗所依三经之一。    如果说鸠摩罗什是西域人来中国弘法,那唐代高僧玄奘则是中国本土僧人西行求法译介佛经的代表。玄奘及其弟子共译出佛典75部、1335卷,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佛经集中翻译。玄奘还在佛经翻译的基础上,创立唯识宗。从鸠摩罗什到玄奘,历代高僧的佛经翻译与弘扬,开创了中国佛教的鼎盛时代。    佛教流行与中国社会   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,中国处于南北分裂的局面。北方各少数民族的统治阶级需要寻找其统治合法性基础,西域来的佛教毫无疑问成为首选,很多北方高僧成为帝师或是国师,因此,南朝四百八十寺绝非空言。隋唐之后,政治上南北重归一统,。智顗首创的天台宗主张调和南北学风,就是是适应时代需要统一的结果。    佛教的传入,也不可避免的与中国社会本土的思想与政治发生碰撞。东晋时慧远曾提出出家人法,不向国王礼拜,不向父母礼拜,六亲不敬,鬼神不礼,这显然出于佛教想保持超然于社会政治的一厢情愿。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权力与世俗伦理之下,佛教只能做出妥协。南朝宋孝武帝曾下令沙门必须对皇帝跪拜,否则就鞭颜竣面而斩之。在北魏佛教领袖法果则带头礼拜皇帝,并说,太祖明睿好道,即是当今如来,沙门宜应尽礼。 就这样,佛教徒跪拜皇帝,就是拜佛,因为皇帝是佛的化身。到了隋唐年间,佛教进一步融入中国社会,遵从中国的儒家伦理与王道政治。    佛教与中国社会早期的冲突,还有经济生产方面的原因。佛教在印度是不事生产的,以乞讨和布施为生。这样的话,如果信众太多,必然会影响社会经济。中国历史上三武灭佛运动,大多有经济生产有关。唐代韩愈的《原道》、《论佛骨表》等,讲的都是这个道理。    由此可见,历史上的排佛运动,主要原因是出于经济原因。佛教也因此有所调整,特别是禅宗提倡劳作,改变依靠寺院庄园租佃的办法。唐代禅宗名僧怀海制定的百丈清规,规定一日不作,一日不食。行同于众,故门人力役,必等起艰劳,视劳作也是修行。就这样中国接受佛教,佛教也在适应中国。    佛教与道教    在表面上佛道之间形同水火,经常激烈论争,实则互相学习相伴生长。相较于佛教典籍浩如烟海,道教的理论基础薄弱,开始根本不是佛教的对手。于是道教一方面拼命反对佛教,另一方面又学习佛教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。《老子化胡经》讲,浮屠其实是中国人,老子入夷狄化胡,命令尹喜托生为释迦牟尼。这其实代表了学习佛教,以代替佛教的一种思潮。    另一方面,佛教天台宗二祖南岳慧思的《誓愿文》又借鉴道教,反复提到神仙、芝草、内丹,想借外丹力修内丹,祈求长生。梁代僧祐《弘明集》和唐代道宣《广弘明集》记载,佛道之间的争论几占三分之一。    立地成佛与禅宗顿悟    《六祖坛经》是唯一一部非如来所说,由中国人创作的题为经的佛经。这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大意义。《六祖坛经》讲佛法修习,从渐悟转向顿悟,全书宣扬顿悟见性,一念悟时,众生是佛,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。这也符合中国传统思想,反对繁琐哲学,讲究简易通便。普通信众不必穷经皓首以求佛法,而只需顿悟本性。    正如马克思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》中指出,不是宗教创造了人,而是人创造了宗教。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,中国也重塑了佛教。在这个意义上,既是许理和所说的佛教征服中国,更是佛教本身中国化了。    就这样,鸠摩罗什—慧远—玄奘—慧能,西来的佛祖在中国立地成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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